太陽花世代的競爭力

台灣在內容、設計與教育這些「小產業」，具有絕對優勢， 但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，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規畫，令人憂心。

兩年前的此刻、2014年3月17日前夕，應該沒人能預期，一場改變台灣社會氛圍與政治勢力分佈的學生與公民運動，將展開序幕。之後的事情已成為歷史，我不再贅述。

除了公民意識抬頭、兩場選舉翻轉了台灣政壇，其實服貿學運或太陽花世代所代表的意義，一方面表達了對代議政治、兩岸經貿與世代差異的焦慮，也反應了新經濟的本質，也就是「群眾智慧」與「數據能力」。

事實上，「群眾與數據」就是「新經濟」或「網路思維」的核心，除了是兩場選舉的勝負關鍵所在，更是新舊世代的最大差異。台灣的經濟與產業需要轉型，資金、人才與社會階級的流動明顯不足，但如果新政府不能看懂「新經濟」，將讓我們持續陷入停滯與失落。

也因此，當新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，依然以台灣固有的產業範疇、地域規劃與規模生產方式來規劃「物聯網」、「五大產業」或「智慧經濟」，令我格外憂心。

回首三十年前，我們從加工出口區轉型科學園區，讓硬體製造業與電路設計業成為人才、資金投入的重點，帶動了經濟奇蹟。問題是，這些戰略優勢與PC產業的市場景氣，紛紛離去。智慧手機與平板產業的軟硬體商機，我們沒能把握；網路產業更是持續失落十年。

新政府的重點產業是生技與物聯網。生技業需要世界級大廠的策略合作，才能降低法規與市場風險，而物聯網產業發展的關鍵也是遊戲規則與生態系，而非技術。我們的科技業與製造業巨頭應該開始思考下市或合併才能自由轉型，並收購有能力制訂標準或改變遊戲規則的品牌或新創企業。

拋開硬體製造與規模生產思維，台灣在內容、設計、運動與教育這些「小產業」，反而因為政治與媒體制度的開放，社會型態與生活品質的提升，具有華人社會與東南亞區域的絕對優勢。

上個月，富比士（Forbes）雜誌發佈首份亞洲版「30位30歲以下創業者」（30 Under 30 Asia），介紹亞洲各國十個領域的300位傑出青年，稱許他們具有「改變世界的潛力」。

這份名單當中有三位台灣新世代：「貝殼放大」創辦人林大涵、「為台灣而教」創辦人劉安婷，以及在「3D列印裝置Flux」創辦人柯軒恩。這三位分別代表新世代的新創資本、翻轉教育與創客勢力，也都俱備了群眾智慧與數據能力，創造了許多前輩瞠乎其後的商業模式與社群影響力。

幾年來在校園演講、孵育新世代創業，我其實對他們的競爭力一點都不擔心，但對於世代交棒的速度感到憂慮。新政府要向新世代學習，善用群眾與數據，每個公民也都可以貢獻自己，才不辜負那場兩年前的公民運動與社會力量。

（本文經編修刊載於今周刊1004期不規矩報告專欄）